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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网上蹿红,局长政务直播

  • 发布时间: 2019-10-26

2019年10月17日,多伦县土地所有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福全在直播室与网友交流。(南方周末记者张德阳/照片)

(本文首次出现在2019年10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

内蒙古多伦县县长刘建军是唯一一位实名认证的县长,其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他不仅亲自直播,还要求所有县级干部登记他们的直播账户。

刘建军还承认,在推动直接广播政治质询方面存在“最高领导人”因素。“我不知道离开后能否继续。据估计,我身后的县长压力很大,”

去农村时,刘建军经常顺便拜访农牧民。他不是医生。他是内蒙古多伦县的负责人,自学了一些中医知识。

2019年10月18日上午,在调查过程中,“中医门外汉”又进行了一次“免费门诊”,位于蔡山姆乡上河村扶贫夜校。

“免费诊所”由刘建军通过他在快递上的账号直播。对他来说,手机直播并不新鲜。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刘建军几乎每天都用他的个人账户在网上直播和发送短片。每次他去农村,在往返县城和研究地点的路上,他也用手机广播整个过程。

在管理实时账户时,唯一拥有实名认证的县长不让秘书做这项工作,也没有助手。在他的工作车上,副驾驶的前挡风玻璃下固定着一个手机支架,便于驾驶时现场直播。下车后,他会拿起座位旁边的自拍棒,拿着手机一路直播。

“右倾”已经成为多伦的“网红”。在快车道平台上,刘建军的粉丝数量达到44000人,其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

他不仅自己做直播,刘建军还要求所有县级干部注册直播账户。在他的推动下,各部门的“高层领导”也走进直播室与网民互动。2019年7月,多伦的政府事务直播已经制度化。每个工作日,都会有一个直播节目来询问政府事务。9月后,需要参加政治事务现场直播的人数从县政府部门和乡镇的负责人增加到了副县长。

2019年4月,多伦刚刚摘下内蒙古“贫困县”的帽子。在下一个发展计划中,刘建军希望“直播”能在促进当地旅游业、改善县政、促进政务公开方面发挥作用。

让我们先见面:你不说什么问题?
2019年10月17日下午,主角李福全担任多伦县土地权属确认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农畜局原本安排副局长赵春兰现场直播,介绍土地权属确认工作,接受提问。由于赵春兰暂时被占领,李福全被通知出席。

2019年10月17日上午,李福全在笔记本上提前准备了直播的开场白和想法。下午,他来到县政府大楼三楼的直播室,这原本是一个会议室,里面有一对桌椅、两部手机、两个前灯和几个支架。

“为什么北新村的土地证还没有签发?”直播开始时,一些网民问了李福全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北新村的情况相当特殊。权利确认目前暂停。你下来的时候可以单独和我联系。”后来,李福全在演播室宣布了他的手机号码。

直播前,李福全和赵春兰“接触太多”,并讨论了哪些问题最好不要提及。当时,他们觉得“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更加敏感。如果有人问更尖锐的问题,我们会给他们委婉的回答”。

会议结束时,李福全感到“非常放松”,“很好地向每个人解释了我们的工作成果”他在《南方周末》向记者解释说,北新村的一些温室需要拆除,这导致了一些利益纠纷。因此,权利的确认被推迟。温室更敏感,不适合直播室直接回答。

与李福全相比,前一天直播的水利局副局长张树军更紧张。虽然他已经在水利局工作了20年,但他仍然担心他所说的关于他的职业的话是不可理解的。直播前,局里办公室为他准备了一叠材料,他也做了这样一个计划: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回答,他谦虚地说,“我会继续学习。”

李福全和张树军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直播上介绍他们的结果,剩下的时间在回答问题上。另一方面,参加10月15日现场直播的交通局副局长赵晨却是自由自在的。他空手进入直播室,花了所有时间回答网民的问题。

多伦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卢若江(Lu Ruojiang)表示,直播的目的一方面是宣传多伦,另一方面是帮助干部推进工作,发现问题,迫使干部提高专业能力。

多伦对直接广播和政治更加开放。卢若江表示,政府办公室不要求直播的形式,“只要能与网民互动,能解决问题”,也没有提前进行培训,“我相信干部有能力控制”。直播的主题由单位自行决定,不评估干部在直播中的表现。

原则上,“最高领导人”必须参加政治质询的现场直播,在特殊情况下,副领导人可以代替他,“但他们必须提前报告此案。”卢若强说道。

直播开始时,刘建军观察到,干部们普遍害怕说错话,“我告诉他们那是聊天室和座谈会”,“经过几次广播,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有一个系统在推广,但政府直播室里的“兴奋”远不及刘建军的个人账号。

多伦县政府的快手目前只有5000多名粉丝。每个小时结束时,通常只有大约10名网民提问。不时会有尴尬的场面——没有人提问,现场直播的官员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跟镜头说话。

粉丝数量少与多伦人口多有关。多伦,面积3773平方公里,人口近11万,其中城市人口不足3万。

2019年10月13日,快线公司在北京举办活动,刘建军应邀参加。在活动现场,刘建军向快线公司提出,快线公司希望支持政治质询流的直播,“如果更多人观看,政治质询的效果会更好。”

由于自己的目标事件
截至10月22日,刘建军的快速通道账户已经发布了1449个视频。除了宣传多伦和记录他的作品,他在学校的女儿和他家人收养的猫和狗也经常出现。

48岁的刘建军是一名“笔杆子”。1995年8月大学毕业后,他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委员会宣传部工作了5年,之后长期在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工作。2015年8月,刘建军调任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委副书记。十个月后,他被提升为县长。这是刘建军第一次掌权。

多年没有支柱产业的多伦,曾经专注于化工产业的发展,引进大唐集团建设了一批项目,但是化工厂的运营并不是很好。近年来,多伦县计划利用其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业。

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多伦,距北京300多公里,是内蒙古离北京最近的旗县。它位于从丘陵到草原的过渡地带。它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有“山、河、湖、草和沙”。

起初,刘建军利用快手、沙克等新媒体平台推广多伦的旅游和特产。是一位上级领导教他这么做的。

2018年4月,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息局副局长的瞿伟国加入锡林郭勒盟,担任负责旅游的副团级领导。2018年7月,刘建军向他征求在电视上制作旅游广告的建议。瞿伟国要求刘建军注意快速手抖等平台,称“这些平台上的宣传更有效”。

刘建军立即下载了快速移动和颤音应用程序,但没多久就卸载了。“这一点都不有趣,这是一堆漂亮女人、笑话等。”

2019年2月,刘建军在研究期间遇到了当地的一名“网红”。经过一些交流,他的观点改变了,他觉得不仅“美女和笑话”在这些平台上传播开来。

再次下载该应用后,刘建军一开始只发送了一些短片,从4月份开始偶尔直播,身份认证为“多兰县长刘建军”。不知不觉中,到7月底,刘建军已经有28000名粉丝走上了快车道。”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可能与县长的身份有关.”

“当时,这只是一场聊天,我不想成为网络轰动。”刘建军说,他也不介意成为网络红人,只要他能让更多人了解多伦。

这是一个“自己的目标”事件,让刘建军在互联网上变得很受欢迎。

2019年8月初,一段越野汽车故意碾压草原的视频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视频中,多伦县的草地上行驶着几辆越野车。草地被碾成车辙,植被遭到破坏。在随后的视频中,一个光头男子站在一辆越野车旁边,直接叫刘建军:“建军,我回来了,你还在追我吗?你认识这辆车吗?它回来了,宝贝。”

“越野还是野外?”“如果你疯了,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谁给了你权力?”刘建军很生气,发来了八段视频谴责破坏草原的行为,并敦促有关各方接受调查。

这场“战争”结束后,刘建军的快速账号在几天内增加了1万多粉丝,但他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冒犯了这些人。”

多伦电子商务中心主任白银峰也是当地的“网红”。根据他的记忆,刘建军在发酵草原粉碎事件中发现了他,“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战斗?”刘建军号召大家发视频来抵制草原滚动的行为。

另一方面,刘建军也找到了中央媒体来报道这件事,“希望他们能支持”。此后,许多媒体纷纷跟进并谴责对草原的破坏,最终“占据了压倒性的舆论优势”。

组织越野车的公司“无法运载”,并在多伦受到处罚。秃头男子也向刘建军道歉。

但是刘建军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个“自己的目标”事件。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越野车实际上是在多伦的草原上行驶,但是光头男人从来没有去过多伦。他只是想摩擦一个热点。在网上看到一辆汽车在草原上滚动后,他故意拍了一段视频挑战县长。

“事实上,他没有任何意思。”刘建军后来和这个秃头男人成了朋友。

该工作室成为“第二个信访局”。
在“乌龙”事件之前,随着直播室内粉丝数量的增加,刘建军已经开始使用新媒体宣传多伦。每段视频都将印有“北京正北,多伦最美”的口号。

不久,刘建军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他的工作室成了多伦的“第二信访局”。许多多伦居民在他的直播中通过私人信件反映了这个问题。除了现场直播,他每天还得花一个多小时回复私人信件。

如何将新媒体与政府服务相结合?刘建军又开始琢磨了。2019年3月,他在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在新媒体平台上注册本单位的公开号码,开通信息功能,并要求县政府以上所有领导用真实姓名注册新媒体账户。

在公开场合,刘建军多次表示,“直播平台相当于给每个人提供一台移动卫星电视”。有了这些设备,刘建军与执法队现场直播,对酒后驾车和草原巡逻进行突击检查,希望能形成一种震撼。学生家长在网上反馈学校食堂价格昂贵后,他赶到学校调查食堂价格并现场直播。

“那段时间我非常累。”刘建军觉得他不能总是回答和监督网民反映的问题。他必须让具体的负责部门和领导知道。因此,现场直播和征求政治意见的想法应运而生。“政府将是被动和惰性的。监督可以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刘建军表示,网上直播政治事务的想法是仿照电视的,但他觉得电视政治事务的形式不好,节目的效果被看得太重了。”当记者问那些沉默而满脸通红的官员时,记者们很愤怒,视频也很愤怒.”刘建军直言不讳地说,“有些问题在那个场合可能说不出来,或者一两句话就说不清楚,有些事情还是有秘密的。如果你把事情说清楚,你会得罪上级。你怎么敢这么说?”

自2019年6月底以来,刘建军要求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轮流走进直播室与网民互动。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多伦县政府召开了党小组会议,决定将政治问题的现场直播制度化。根据邱若江的记忆,会上没有人反对,大家一致同意直播政治调查。快手还支持多兰对政治调查的现场直播,并安排了一名技术人员进行联系。

随着多伦对政治调查的现场直播进入第三轮,刘建军悬着的心渐渐放下。“起初,我还担心这种方法可能会引起公众舆论,这将原本不热门的话题变成了热门话题,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结果非常好,工作室里没有人“搞砸”

在工作室里,大多数网民的问题都是咨询性质的,比如水利局局长是否可以和任志刚一起挖一口井,以及交通局局长什么时候可以修一段路。

多伦认为直播的“成就”之一是一些不需要参与直播的部门也自愿进入直播室。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县环保局将其部门从县政府改为非盟环保局,县政府没有要求环保局进入工作室。不过,多伦环保局最近向县政府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参与政治质询的直播。

多伦环保局局长朱永明10月22日在《南方周末》上告诉记者,他发现其他机构正在做好直播工作,政策宣传在环保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他自愿申请参加直播。他已经安排了一名副主任为直播准备材料,并正在等待政府的通知。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刘建军认为,政治只能正常进行,因为多伦没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然而,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官员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解释可以提前解决一些矛盾。

“县长是公务员,但不是孙子.”
刘建军着火了,他主持的直播也着火了,但是争论也来了。许多网民在刘建军的直播室留言,认为在工作时间“玩快手”不是一份合适的工作。刘建军也知道,经常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干部在工作中玩手机被发现后受到处罚。

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认为县长的工作性质不同于其他干部。县长没有坐在大厅里申请许可证。他经常去乡下做研究或出去开会。“没人说睡在车里会影响他的工作。直播影响到它了吗?”“以前,许多官员使用微博。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不管他如何解释,一些网民质疑他的直播。他的一些话非常无礼。有一次,刘建军被激怒了,径直回去:“县长是公务员,不是孙子”。

渐渐地,刘建军觉得没必要太认真了。一些网民只是为了“变热”或者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太好而发泄情绪。

仍然有同事对刘建军有“意见”。他听说共青团的一些干部认为他太高调了,甚至嘲笑地看着他。“当我去共青团开会时,一些领导取笑我,称我为“王鸿县长”。”

“我这高调不是好事,我其实很清楚。谁不知道官场文化?”刘建军问自己,“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官员,我就不会在这个年龄如此高调。”

“可能有县长和市长已经注册了他们的账户,但只有我会现场直播。”2019年10月13日,在“快车道”举办的论坛上,刘建军再次强调“只有实名认证”的标签。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名县长和副县长也在同一天到场,只有刘建军使用了快速通道进行现场直播。

多伦县的一些官员表示,正是县长的大力推动,使得多伦的政治质询直播得以继续。刘建军还承认,在推动直接广播政治质询方面存在“最高领导人”因素。“我不知道离开后能否继续。据估计,我身后的县长压力很大,”